走上講台之前，我常在想像一個國文老師應該像甚麼樣子。我喜歡一襲唐裝，吐屬清雅，能寫詩，會吟誦，善書法，旁通星相醫卜堪輿民俗的仙風道骨模樣。
直到走上講台之後，我才知道，儘管我有一衣櫥的唐裝，輔導學生時偶爾也會秀一點測字、占卦、解籤的手法，強作解人。但是仙風道骨和我全然搭不上一點邊。相反地，跨越三十歲的門檻後，我仍有極其晚發的幼稚病，每在踏上講台之際，就莫名地發起病來。
安中孩子別有一種少有的傻氣，對於穿插在嚴肅課文縫隙的冷笑話、歌聲、表情、陳年往事，極為捧場，諸子唐賢常被我偷改了三分顏面，講解墨子與公輸盤的往返論辯時，我幾度忘情地喊出「對方辯友，你告訴我，戰爭是不是殺人？」往往在課堂鐘聲響起，正意猶未盡的時候，副班長遞上點名簿要我簽名時，半調侃地對我說：「老師，你心情很好齁？」然後講台下，此起彼落地說：「對啊！老師你超High的！」引得我哈哈大笑。
多年以來，安樂的高中部學生，女性比例偏高，又多生長在雨霧氤氳的老城市裡，即使在狂放奔騰的青春中，她們也多屬靦腆、甜膩、絮絮多語的小家碧玉。就連男同學久處其間，似乎也多幾分文弱靈秀，絕少狂傲跋扈的姿態。
或許因為女子多有與生俱來的母性（雖然這種說法真是政治不正確），我這個幼稚的男老師，面對學生經常莫名有角色錯置的感覺。常常為某個困於感情，或茫然前程的女同學解完她們從廟裡抽來的一支籤、測完幾個字。站起身來正要伸個懶腰，忽然聽到她叨念：「老師，你的桌子也太亂了吧！」「天氣這麼冷，你穿這樣夠嗎？」
長年寄寓基隆的我，幾乎要以為母親的嘮叨，自南方穿透山海而來。面對學生，囉嗦我嗜甜啖鮮、飲食無節的是她們，不准我喝第二杯咖啡的是她們，嫌我頭髮散亂不修邊幅的也是她們。就連好不容易結束晚自習，喀啦喀啦關鎖起辦公室的鎖，對我大喊「騎車小心！」的更是她們。
每年我們幾個老師帶著學生踏入市井街巷，上下山涯海濱從事專題研究時，她們也充分發揮女性的特質。明明探索的是充滿爭論的環保議題，研究社區公民意識的形成。面對老漁民、里長不流暢的口語，她們全都正襟危坐，專心注視著社區父老的臉，默默靜聽。那種眼神，讓我幾乎以為他們是社區關懷的社工，而不是踏查的研究者。
傻氣的學生們就連莽莽撞撞也可愛！從事基隆護國城隍廟的研究時，老管理人生怕孩子碰壞了老廟的建築，一直不肯答應學生們進出採訪、拍照。他們竟趕緊轉而跪倒在拜墊上，祈求神龕上的城隍爺同意，希望順利完成主題。
過程中雖然還是因為學生們胡塗弄倒了廟裡的滅火器，打破了水管，弄得廟庭汪洋一片，孩子們嚇傻了眼，讓我騎著機車在周日下午的基隆街頭，苦尋水電師傅修理。然而城隍老爺慈悲，默默保佑他們完成了專題，抱走了大獎，甚至獲得廟祝熱烈讚許。他們的癡心與單純，讓我偷偷紅了眼眶。
寄居異鄉十年，學生是我的噓寒問暖的家人，更是我穿街走巷的另一張地圖。安中人是我與基隆連接的點與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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