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大春20141004和歷史學者說一點甚麼道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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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歷史學者說一點甚麼道理？

歷史學者江燦騰來我這裡發言，先表示歡迎，以下引號中所貼，是江教授的原文：

「我比較不激情看問題，應從根本的生活現實問題，來看香港本身的社會問題。一是大陸客過多來港，又搶購，又炒樓，又瓜分大量港人的生活便利與常態社會福利。但，這是另一方面的相關問題，就是香港的目前繁華，是由大陸特殊拉台的，否則早已沒落。香港的本身，地小人多，對大陸的依存太高，所以無法完全自主。因此，直選特首，也只是象徵而已，絕非根本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。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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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江燦騰教授留言：

「不激情看問題」不表示看到了問題；「不激情看問題」或許只是不看問題的託辭。就像「平和」、「理性」有時也不免成為鄉愿而偏執者的掩體工事而已。

雨傘革命談的哪裡是甚麼「根本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」呢？港人於運動中所聲稱的「真普選」也不是江教授所謂「也只是象徵而已」，那是一個真實的訴求。是關於鄧小平「一國兩制」的基本檢驗，而這也正是江教授所沒有意識到的「根本的生活現實問題」。

港人提出真普選的議題，台灣人如自覺除了關心之外，尚有置喙之餘地，我的看法是先看清楚現實的脈絡───這原本是一個歷史學者必須隨時修持的、自我養成的基礎教養。

比方說：當一個遠居於八百五十公里之外的旁觀者說出：「大陸客過多來港，又搶購，又炒樓，又瓜分大量港人的生活便利與常態社會福利。」的話，說話的人是不是也該看一看：過去幾年以來，大陸與香港部份傳媒擴大中、港社會與經濟矛盾的長期煽炒，從物資分配、福利享有到禮貌、文明和社會秩序的維護……等等差異的感受，使得兩地媒體受眾逐漸互相憎惡，而為雙方各執互不信任之見埋下了不可動搖的伏筆？

這不是把生活縮減為吃喝，把現實縮減為福祉、把價值縮減為炒樓搶購就完事結論了的。我所說的「伏筆」並不深奧、也不冷僻，這就是兩個社會求同存異的衝撞；而如果任由這一衝撞長期而劇烈地發酵，兩造將永無交流互信之可能，如此一來所造成的撕裂既具備暴力的本質，也將導致更殘酷的暴力。

港人提出真普選，原本就是在港人所理會的「一國兩制」認知基礎上看待自己的生活現實，怎麼會「也只是象徵而已」？中、港之間在這一面基礎生活現實的問題上持續的對話，才是民主的真諦。同樣的情境和理路，一樣會具現在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上。

歷史學者不是口頭說說自己「比較不激情看問題」就算了，江教授的留言恰恰展現了一種用以解釋香港的「唯繁華論」偏執，彷彿香港人的公共生活「本來就應該」服膺於純粹的商事活動與資本邏輯，那就是說：既然地狹人稠，廣泛依賴，於是何必自主？

我也身在八百五十公里之外，實在不知道有多少港人能同意「香港的目前繁華，是由大陸特殊拉台的，否則早已沒落。香港的本身，地小人多，對大陸的依存太高，所以無法完全自主。」不過，我反覆讀著江教授的留言，反而益發相信：正因為我們不知道港人要不要自主？要多少自主？才會在過去一段時間以來，日夜關心這一場運動。原因也還是要回到我們自己的身上找尋：我們不也時時刻刻在納悶：台灣目前的繁華，有多少是由大陸特殊拉抬的呢？若無大陸的市場，台灣是否也早已沒落了呢？台灣不也是地小人多嗎？台灣對大陸的依存有多高呢？所以，所以，所以台灣也將要「無法完全自主」了嗎？

這個問題，要問歷史學者嗎？怎麼我所知道的歷史學者余英時好像不是這麼說的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