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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很少寫東西，躲起來一味地看書，看到一篇文章，蓋起來，再打開，再闔上，又打開，是柴靜寫的《看見》，柴靜是央視記者，《看見》有一篇在講死刑。一個二十歲年輕音樂系大學生，有日開車，不意撞到一個婦人，那位年輕人走下車，看到婦人沒死，眨著眼睛，好像在記車牌號碼的樣子。大學生於是走去副駕駛座拿刀，砍了婦人幾刀，婦人死得有些淒慘。那位大學生很快地得了死刑，也死了。
故事到這邊就可以結束了。
真的，故事到這邊就可以結束了。
一如我們看新聞，越離譜、越光怪陸離的，我們一邊驚異的同時，也感到安心，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出來了：他們很怪，我跟他們是不一樣的。
結論做出來，一顆子彈打下去，他死，我的日子照舊。很美好。
不過，故事也可以繼續下去。
事發後，大學生的父親開了一個微博，寫了一段話：「我兒子的事，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，我平時管教孩子過於嚴厲，令孩子在犯錯之後害怕面對，不懂處理，最終釀成大禍。」
柴靜去訪問那位父親，得知更多關於那位大學生的背景，了解到他所接受的教育，他的價值觀，他人格形塑的過程，越是走進這位大學生的生活，你突然就看見一個可憐的小孩子，不停地被打壓、被批評、被謾罵。他所有希望的，他父母就是要一再地抑制，不給他，要他長成堅強的男人。
他曾因為豐腴的身材給人取笑過，於是說了一句，日後有錢要去整形，媒體把這句話翻出來，一干人等在下面留言：「變態！」
法官問，你為什麼要殺人。他說：「因為農村人難纏」，這句話在大陸引起極大的迴響，整起殺人事件被打造成「就讀音樂系的資產階級」欺壓「來自農村的無產階級」的舞台，眾人齊喊殺殺殺，要他死刑，可是他也說過一句話，媒體沒有播出來：「我怕她沒完沒了地纏著我的父母。」
他怕農村人沒完沒了地纏著他的父母。
誰叫從小他犯了錯，他父母從來不給修正的機會。
大學生死刑執行前，跟父親說，我要捐贈眼角膜。父親當下有些情緒，頂回去：「你捐了之後，人家用上你的器官，再有什麼事，我沒有連帶責任？我都受夠了！你把你的罪惡都帶走，不要再連累別人。」
大學生說：「好，我聽你的。」
老樣子，他父母仍舊不給修正的機會。
往事重提，也不顧柴靜在場，那位父親眼睛用力眨著。他似乎有些後悔當初說了這句話，讓兒子捐眼角膜有何不好。
柴靜之後做出一篇訪問，很多人很不諒解，也不喜歡柴靜放了一段視頻，是大學生彈鋼琴的模樣。大眾說，大學生極端可惡，任何給他說話的人都是自命清高，北京大學一位教授表示：「他長的是典型殺人犯的面孔，罪該萬死。」
大學生被判處死刑了，判決確定當下，庭外圍觀群眾放鞭炮慶祝。
有一段後記，發生在柴靜完稿之後，我去查詢才知道。大學生的父親原送去二十萬，要給死者的家屬安家，死者丈夫拒絕收受，把錢輾轉退了回去。半年後，死者的家屬說，死者的母親生病了，需要用錢，於是願意接受當初退還的二十萬。出發前，死者的妹妹發了一封簡訊：「很遺憾沒有聯絡上你，明天上午我們過去取錢。」
大學生的父親拒絕再給，理由是：「你們已經得到五十萬以上（據稱將近百萬）的捐款，我不認為自己有再給付二十萬的義務。除非你們證明來自社會各界的捐款已用罄，且生活無以為繼，那我願意援助你們，直至我死去為止。」
死者家屬不接受，再度鬧上法院。又有一批人轉了風向，說死者家屬的舉止，落實了大學生「特別難纏」那句話。
不說誰對誰錯，只是感觸良多。
我時常在想，當我們說出「這個人應被判處死刑」的當下，至少有一點基本的尊重我們必須做到，那就是看清楚這個人的故事，至少把他十年之內的故事給看仔細，不是只看一個切面，一個幾分鐘內結束的事件就說：「我覺得這個人必須死。他罪大惡極，罪無可逭。」
可是我們也不願意去看清楚一個人的故事，怕看得太仔細，發現有些脈絡跟自己有些神似，有一些傷害、排擠的過程如此熟悉，這是多麼不舒服的一個體悟，體悟到這個人也有人性、他的情有可原，這種體悟多麼令人不安，不如讓一切模糊，唯有「死」這個字變得很深刻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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